最近郎朗在北京的大动作不少。本周一，他在国家大剧院发行了和索尼音乐合作的第一张蓝光现场专辑《维也纳独奏音乐会》，紧接着的第二天晚上，他又和余隆执棒下的中国爱乐乐团以及三位百老汇歌唱家在天坛祈年殿前举办了一场百老汇风格的爵士音乐会，为奥迪夏季音乐周启幕。10月，他还要为第十三届
百忙之中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郎朗依然保持着他弹琴时的热情度。作为一个时代的年轻偶像，郎朗难免会受到一些质疑，其中包括他演奏的夸张风格和过多的商业活动。他统统把这些质疑者归纳为“酸葡萄心态”，言语间带着一丝嘲讽。
谈音乐
炫技和深度两手抓
新京报：你说过专辑里收录的贝多芬奏鸣曲《热情》对你一直以来的影响都很大，对这首曲子的理解多年来有变化吗？
郎朗：我觉得所谓的成长不是说随着你年龄大了你就往前走了或是进步了，这是不成立的。成长就是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了。对于单一的曲目来说，我觉得每次弹奏一首曲目都感觉不一样，但千万不能去想“今天弹得要比昨天好”这个概念。
新京报：新专辑里的曲目很多元，包括贝多芬、肖邦和西班牙作曲家的曲目，而在天坛做的爵士音乐演奏会也让大家看到了不一样的郎朗。最近是不是在刻意做一个“转型”的动作？
郎朗：我从来就是追求全方位的艺术，我就从来没给我自己定型，所以也不算转型。(笑)
新京报：你会觉得大众给你贴的标签太多了吗？
郎朗：别人贴不贴我不管，但我没给自己贴标签，我就是希望自己什么都能弹。我以前不会弹爵士，这是新领域，但是绝对不会刻意的。和一些爵士大师合作之后，我觉得这挺适合我，我能弹。我现在进入了一个新领域，就是这么简单。
新京报：不懂钢琴的人会觉得你的演奏风格很夸张、炫技，但和你合作的乐团或是专业乐评人都会用“严谨”二字去形容你，如何达到两者的内在统一？
郎朗：弹琴是多面的，它有炫技的东西。炫技的东西呢，我也很追求，因为我觉得钢琴如果能把技巧表现得特别好的话是一件非常潇洒的事情。但是同时呢，也有很多非常严谨，非常有深度的作品，像贝多芬，这样的作品也一定要弹好，而且一定要弹进去，因为这是所谓的真正的，比较严谨严肃的艺术，比较有深度的艺术。所以我们作为一个钢琴家，能深能浅。这个浅呢，我不是说艺术上的浅，而是说把炫技玩到一定的程度，这也是很深的技术。因为你也知道真正把炫技能弹好的人很少。在钢琴大师里面，要不然你就特别会炫技，要不然你就特别有深度，很难两个都有。所以我一直都追求这两个方面全要进去，这确实难度很大。
谈质疑
新京报：你身上这种张扬和自信的态度也是好多人喜欢你的一部分，但是可能你呈现出的这种状态不太符合大家对古典音乐家的理解，可能会有好多人说你太张扬了。你会介意别人对你的这种评论吗？
郎朗：这些说我的人我觉得是不真正理解古典音乐的人。古典音乐第一不等于古板，第二不等于没有激情。你看卡拉扬指挥的时候，那种最疯狂状态下出来的音乐———所以首先把古典音乐定型，把古典音乐家定型，这就是一个大错。这种大错要一点点纠正。我弹一些曲目就是不张扬不行，因为那些曲子就是炫技曲子，让我该射门了难道我还不射啊？在欣赏音乐上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
新京报：所以你认为是人们的心态不好？
郎朗：我们有很多的大错，比如说我第一次回国，说你没得过什么国际比赛大奖，你就不是什么，这就是一个超级大错。霍洛微兹拿过奖吗？鲁宾斯坦(拿过奖吗)？因为他们已经超越了普通钢琴家的水平，他们根本不需要这个东西。大师级的音乐家不需要这个东西。
有些人啊，他就是酸葡萄心理太重。他看到有些人很成功，他不把人家的优势当成一种优势来学习，而是当作自己的绊脚石，说三道四。我觉得这样特别不好。为什么不好呢？因为这样你也得不到什么。
新京报：你是在说一些中国人的“劣根性”吗？
郎朗：不是中国人，全世界都有这个东西，尤其有一群人可能在社会上面不是很成功，或者说自己的梦想没有达到，他就会想方设法不让别人达到。如果我的同行，不管是音乐或者我的同龄人做事成功的话，我都会去恭喜他。
新京报：社会上对你的质疑还包括你参加的商业活动过多。
郎朗：其实很多人不了解什么叫商演跟公演。你参加企业办的堂会，那叫商业演出，但售票的演出不是，如果这个企业在卡内基音乐大厅，以公演的形式给我赞助，这不是商演。
因为他给的大部分的钱不是到我腰包里，是给音乐厅的腰包，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商业运作。为什么足球、篮球都有赞助，古典音乐就不能呢？
谈80后
新京报：你这么忙，可是每次见到你，你总是保持着精力充沛的样子。
郎朗：(自豪地)因为我是职业的，所以我表现出的就是这样，这是必须去适应的节奏。
新京报：练琴和演出之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会不会像同龄人一样上网？
郎朗：当然了。
新京报：听说你还看过《奋斗》？
郎朗：看得比较少，看一两集就完了。我一半时间都在美国，你要说我完全是一个中国的80后，我也不是太赞同，因为我从14岁初三就在美国上学，我也受到很多西方文化影响，但是我肯定心里是中国人，而且80后起码的习惯我还是有的，因为我本身就是。但是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应该也要多吸取外国优秀的东西，应该是东西方文化互补，这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因为现在这个世界上你要以一个纯国家的传统来走遍世界是不太可能的。
新京报：你觉得中国年轻人最需要吸收的西方年轻人的一点是什么？
郎朗：中国年轻人应该多放开一点，潇洒一点。可能中国年轻人从小就被学业压得比较重，不是传统道德放不开，就是从一种心态上对自己自信感会差一点。另外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在合作方面确实差一点，国外小孩从小就学会了怎么合作，音乐家之间也是，我觉得我们中国年轻人确实应该多合作，多学习他人各方面的优点来完美自己。
新京报：可是你作为一个成功的钢琴家，本身就是一个给孩子和年轻人带来压力的标杆。
郎朗：你知道压力都是谁给的？自己给的。
谈生活
新京报：你一直以来走得那么顺，现在有没有想做但是做不了的事情？
郎朗：当然了我觉得我很幸运，但是并不是说我每一步都走得很顺。我也碰到过大逆转，有的时候也确实是比较惊险，但是通过我的努力争取和毅力，我就能逆转对我不利的因素。我相信这个。当你把这个逆转过来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比原来还会高兴。这个顺与不顺，就是机会有的时候是天给的，很多人也有这个机会，很多钢琴家也有人给他这机会那机会，但是错过了就回不来了，这赖谁呢？这是人为的问题。假如说没给你机会，那就证明你确实是倒霉。但既然给你这个机会了，什么都让给你了，你没做好，你说我那天发挥不好，那就对不起了。这就是心态问题。
新京报：那你的生活中会像一般的“80后”那样的烦恼吗？比如父母管太严，逼婚什么的？
郎朗：目前为止还没有。有时候我妈对我比较严格，让我注意啊，晚上赶紧完了回宾馆睡觉，因为她陪着我嘛，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她有点唠叨。你说逼婚什么的，我家长也不着急，长辈也都不着急，没人着急抱孙子孙女的，没这事。然后呢，我自己也不着急。我没怎么着急，成天弹琴感觉挺高兴的，然后有一些很好的朋友，生活挺满足的。
新京报：就把音乐当做女朋友？
郎朗：那倒也没有那么变态，我看着我喜欢的女孩当然会心动了。
新京报：那你对什么样的女孩会心动？
郎朗：这个真说不好。只要缘分到了，我不会拒绝。
本报记者 康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