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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大演奏厅》刘元举著花城出版社出版
新书重点
近两年客居深圳的东北作家刘元举,在作家圈内被誉为“写作怪才”。30年的写作生涯中,他的小说从体育到手相,他的报告文学从钢琴到建筑到摄影,几乎无所不包。近日,他的新书《城市 大演奏厅》由花城出版社出版,首创了用散文笔触将音乐和建筑勾兑起来的方法,来创作报告文学。
在对音乐和建筑的写作过程中,刘元举经历了一段怎样的写作过程和感悟?近日,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这位作家。
写成郎朗的第一本传记
记者:为什么你的写作,会特别关注音乐?
刘元举:这是一段机缘巧合。1989年,我打算让女儿学钢琴,我的女儿刚好与天才少年郎朗是同一个钢琴老师。对比郎朗,我的女儿没有那么多天赋,我开始意识到当时中国的家长们让孩子一窝蜂学钢琴,是一种怎样的盲从,又给孩子造成了多少苦难。那算是一个起点,我就想用写作弄清楚这个问题,我到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采访了很多专家,写成了《中国钢琴梦》这本书,记录了1989年到1991年中国家庭学琴的狂热。
这本书开始,音乐也真正走入了我的写作。《中国钢琴梦》里我写到了郎朗,但是只用了2000字,那时候他还只是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后来我一直关注着他。就在他准备留美前的三个月的暑假里,我决定给郎朗写一本传记,在郎朗沈阳的家里,和他同吃同住了三个月,我当时天天听他弹莫扎特、弹贝多芬,惊为天人。很快,我写成了郎朗第一本传记 《爸爸的心就这么高》,下了这么一个大胆预言,郎朗未来一定会比肖邦更“火”。事实证明,我的猜想没有错。郎朗之后,我也成了半个音乐通,对音乐的写作一直没有断过。
记者:为什么又会对建筑的写作有所偏爱?
刘元举:70年代,我曾经当过建筑工人,这也算是一段传奇经历。在当建筑工人的时候,我爱好文学,给《鸭绿江》杂志投稿,后来被特招进入了辽宁省作协。但当建筑工人的经历埋下了一个伏笔,我开始对建筑所能展示出来的空间和维度,产生一种天生的兴趣。80年代,我进入《鸭绿江》杂志社工作,办公室就设在沈阳的张学良公馆建筑里,那是巴洛克新古典的老建筑,我很新奇,就天天去图书馆看这方面的书,开始撰写建筑类散文。
90年代初,我一个偶然的机会到北京参加了当时的全国建筑理事扩大会,把当时国内一流的建筑大师都一网打尽了。我每天早晨6点半起来,趁着建筑师们吃早餐的时间采访他们,一直采访到凌晨,比如梁思成的弟子、陕西建筑大师张锦秋等人都接受了我的采访,被我写进我的《中国建筑师》一书里。
记者:你的写作中,音乐和建筑有什么共通之处?
刘元举:写钢琴以及建筑,其中的一条暗线,就是关于它们的人和事都处于中西方文化相互冲击的过程中。我们时常会遇到一种对比,比如美国建筑大师路易斯 康和中国的建筑大师贝聿铭,路易斯 康主张在建筑中追求一种精神空间的神圣感,但贝聿铭似乎更加体现了东方儒家的中庸,比较含蓄,很多折中和融合之举。我去过他们的墓地前,路易斯 康相比就寂静许多,但他们二人在建筑史上的地位又另当别论,路易斯 康显然又是开宗立派式的人物。我在对钢琴和建筑写作中,隐含着一种反思,我们这么多年还一直是重复西方走过的道路,真正的自我风格又在何方?
以诗性散文寻找城市的精神价值
记者:写音乐和建筑的一个背景,就是城市,是不是隐匿了你的某种写作追求?
刘元举:我们是“50后”一代,这一代作家的一个命题天生地关注人生的终极价值。人到底要为什么而活?怎么才可以活出意义?活得升华?我的写作就是追求这样的终极意义,我钟爱的文学作品都是偏哲学式的,比如恩斯特 卡西儿的《人论》,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以及黑塞的小说等等。
我迄今的代表作在上世纪90年代就写成了,我撰写了《西部生命》等一系列“西部系列”散文,我称之为“神性散文”。1995年3月只身奔赴柴达木、黄河源,我一个人从沈阳到西安到西宁,登上了刚刚开通的开往玉树的车,然后在中途下车,徒步走了三天三夜寻找黄河源头,很多作家同行以为我已经失踪了。但当时我就是想要追问,人到底为什么要活在城市的水泥森林中,我的写作就是要逃离城市,反思在城市生活中被窒息和压抑着的人的存在。我当时的一些文章至今还被网络反复转载,比如《一只渴望性生活的鸟》,我希望完成一种极致的纯粹生命的诠释。
记者:为何最后回到了城市?
刘元举:我一直在漂泊,我从东北到西部,最后又来到东南沿海的繁华城市深圳,现在用文字来研究城市,我想这延续了我对生命探讨的主题。我不是鲁滨逊,必须回到家庭的责任之中,接受回归到普通凡人的命运,但这并不阻挡我成为一个生命意义探索者的可能。
回到城市以后,我最终找到了音乐,每次写作必须听协奏曲,我钟爱李云迪弹奏的《李斯特B小调》、傅聪演奏的《斯卡拉蒂op23》,有时候我听着这些音乐就会落泪,这里头我找到了一脉相承的精神空间,找到能抚摸我精神和情感的东西。对于建筑也是这样,我第一次到深圳大剧院的时候,看到音乐厅走廊里天花板垂下来的板条一直延伸到远方,我仿佛看到,纤细的手指在触摸远方的键盘。在深圳罗湖火车站,第一层杂乱拥挤的景象,与登上第二层航空港建筑的律动感,让我有一种挣扎感,猛然挣脱地域登上开阔的天堂般的感受。我深刻体会到了建筑空间对人精神空间的挤压和释放作用。
从神性散文到对钢琴和建筑的写作,我把写作的对象转移到了城市,我还在试图进行反思。中国正在变成外国设计师的试验田,从国家大剧院“鸟蛋”到央视大楼,我们说不清楚是为什么,我希望我的写作能对目前的盲目崇拜、跟风等现象,提供一种有距离感的反思,因为我的感受是,音乐和建筑的最高境界都必须是一种来源于人性的力量,能抚慰人心的东西。
